胡守文哲学学士,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。做过7年新闻记者,1982年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,1993年任该社社长。兼任中国版协青年读物研究会主任;中国编辑学会青年编辑工作委员会主任;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副主席。
教育要减负,出版业自然要随之调整出版品构成。怎么调整?重点在哪里?很可以琢磨出一些东西来。
今夏在美国访问,一位在硅谷工作的朋友和我谈起:在硅谷,一是找对象难,因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;二是离婚率高,特别是一些从国内来的女性,往往经不住金钱的诱惑,会另攀富贵。
这当中反映的问题,让我困惑:我们多年的思想品德教育,人生观、世界观的教育,应该使青年人有一个成熟而坚定的信仰了,但一些人为什么一踏上美利坚,信仰却显得那么脆弱呢?在人生观、世界观教育上的失误,可以梳理出诸多原因,但作为青年工作者、青年读物的出版者,难辞其责。
应该说,自80年代后期,我们行业内整体上放松了对青年修养读物的重视和研究。其集中表现是:大型权威性出版物评奖中,没有此类读物的一席之地;有相当部分的出版社,原设置的青年读物编辑室被撤并;此类读物的内容、表达手法、思想高度和深度均显陈旧;由于大量教辅读物的泛滥,使学生在升学压力下,也逐渐疏离青年修养读物。
青年修养读物,是诸类读物中的“制高点”。青年正处于世界观形成之际,可塑性极强。至今还有前辈向我们说:“我是看着中青社的书长大的”,“中青社的书,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”。可见,青年修养读物,不是社会和青年需要不需要的问题,而是应研究在新形势下,青年修养读物需做怎样的革新,从而跟上时代发展和青年人已变化了的阅读口味。比如:怎样去“含笑谈真理”?青年人是喜欢“论说体”还是“思辩体”或曰“辩论体”?在所谓“读图时代”到来的背景下,怎样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修养读物的表现形态?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
教育“减负”,无疑为出版社健康而优秀的课外读物进入青少年视野创造了条件。出版者应深入研究怎样抢占青年修养读物这个“制高点”,为青年人提供更多更优秀的精神食粮。